10.11.09
再談自由主義 ─ 李中志
中正大學謝世民教授日前為文《自由主義與國家安全》刊登於中國時報論壇，謝文以自由主義的精神點出馬英九政府拒絕熱比婭來台的不當。在台灣只談政治立場不談思想的當下，謝文深入簡出、娓娓道來，是少有以思想為立論基礎的文章。唯文末一句「一個標榜自由主義的政府」云云，若此政府是指馬英九政府，那筆者就不敢茍同了。蓋國民政府一百年來固然有左右的分分合合，但自始就是一個懷有強烈中國民族主義的政權。馬總統個人的從政歷史更是從來沒和自由主義有過交集；而拒絕熱比婭來台毋寧是在馬政府傾中政策下很理性的選擇。唯一比較難堪的是那位曾戴自由主義帽子的江宜樺部長，不過烏紗帽顯然有不可言衷的價值。反之，如果謝教授是期望台灣的政府，不分藍綠，能更堅持自由主義理想，那就大哉斯言了。
近代自由主義濫觴於歐洲的啟蒙運動，經由許多大哲如洛克的發揚，觸發了英國光榮革命，更在新大陸造就了第一個以自由主義人人平等為原則，不經由皇室統治的共和國─美利堅合眾國，緊接著的則是波濤壯碩的法國大革命。雖然自由主義尚需以超過兩個世紀的時間來豐富其內涵，但至此，統治者不得藉由各種先驗的理由，來侵犯個人的自由遂成為歷代知識份子的信仰。之後各種政治主張風起雲湧，都或多或少接收自由主義的精神，但自由主義又同時遭到來自左右的批判，至今依舊。因此在歐美打著自由主義 (Liberalism) 的旗號未必到處受歡迎，甚至是遭白眼的機會還多些。
但在戰後的台灣，對自由主義的理解卻十分弔詭。或許是翻譯上取「自由」兩字，先天上就賦予正面的意義，各家就爭先恐後要與自由主義沾點邊；但自由主義所環繞著的中心價值「個人」卻被忽略，這點由國人普遍對「個人主義」持負面看法，可見國人對自由主義片面理解的端倪。其實台灣思想界一絲乍現的自由主義曙光，隨著四十年前殷海光的抑鬱而終而告瓦解。在肅殺的反共年代，自由主義被拉扯得支離破碎，成為四不像；獨裁者叫自由的燈塔，法西斯統治的台灣叫自由中國。如今強人不再，但商人無祖國叫自由經濟，媒體暴力叫言論自由。在自由的招牌下，自由主義精神裏最神聖的個人卻隨時會被粗暴地侵犯。國民政府自有其歷史侷限，但遺憾的是，三十幾年的民主運動，自由主義並沒有真正在民進黨這群人權鬥士的心裏扎根。一方面是因為來自中國民族主義的內外交迫，一方面則是黨內外不斷的政治妥協。
那麼什麼叫自由主義呢？在政治實踐上，自由主義以個人為衡量政治發展的單位。在哲學論證上，自由主義否定以傳統理性主義來判斷行為的價值。例如，假設我們必須以酷刑來取得恐怖份子的攻擊計畫，以救更多的無辜者，我們是否為之？對理性主義者而言，這是簡單的得失計算，當然為之。對自由主義者則否，因為我們不可以一個預定的目標，來侵犯個人。雖然自由主義者視恐怖活動為罪行，也不反對罪與罰的概念，但他們不接受這種以善之名對個人作預先迫害的藉口。但這在政府實際的操作上，卻常陷在兩難之間。既使是美國最前衛的自由派大師，在面對這個問題的時候，他們只能回到傳統理性主義，來辯論刑求其實無法得到正確資訊而加以反對。當然，保守主義者立刻可以拿出許多例子來證明刑求的實用。
這樣的兩難也隨時在民進黨的論述裏出現。他們捍衛的對象通常是建立在相當程度的共鳴上，一旦缺少這種共鳴，例如對民運人士、法輪功、甚至是嫁到台灣的中國新娘，民進黨人對自由主義的堅持也就意興闌珊。如果再加上利益衝突，就更左支右吾了。
以這次熱比婭電影爭議為例，疆獨與台獨顯然有共同的政治想像，但一旦對方操作得當，民進黨立刻陷入困境。一方面黨中央無施政壓力，直接呼籲台灣人要有骨氣，說這是向中國挑釁也未必，應該是以庶民語言要求台灣人跳開利益計算捍衛自己的價值，而這價值正是自由主義念茲在茲的言論自由與容忍異己。但另一方面高雄市政府就顯得為難了，他們不知不覺地陷入馬政府設定的工具理性裏。高市府不思以自由主義的原則來指責馬政府，而只是質疑馬政府的觀察有誤，於是自行分析得出達賴、熱比婭對觀光業沒有影響的結論，甚至一度意圖以技術方式控制損害。我們並沒有見到高市府直接譴責業者以商業利益凌駕一切核心價值，遑論進而以道德高度，呼籲民眾抵制唯利是圖的業者。換句話說，支持熱比婭只是理性計算後對馬政府的政治鬥爭，而不是道德上的必然，至少不完全是。
是的，在艱困的歷史環境下，台灣的民主成就是值得驕傲的，但也在今日遇上了前所未有的瓶頸。在中國崛起後，台灣的價值觀已逐漸在理性主義者的公式裏消失了，而一步步進逼的中國民族主義更激起另一端激進的台灣民族主義。有識者無不以此為憂。也許朝野在立場之外，更應該以自由主義的精神，來檢驗自己的政策與對台灣的願景，這或是台灣面對中國夾殺在國際上唯一的出路。
李中志10/3/2009 作者為美國伊利諾州立大學教授
